中国碳捕集与封存技术:梦想难以照进现实？

　　“目前中国碳捕集与封存（CCS）无论在技术研发还是项目示范上，均已有一定成果。一旦未来国际气候政策明朗化，碳捕集与封存技术开始大规模应用，借助在碳捕集与封存技术领域的优势，以及过去30年中积累起来的装备制造能力，中国具有在未来世界碳捕集与封存市场中占领一席之地的巨大潜力。”不久前，气候组织大中华区总裁吴昌华表示。她所领导的气候变化组织刚刚完成了一份名为《CCS在中国：现状、挑战和机遇》的研究报告（下称《报告》）。

　　这份报告从政策、技术、成本、法律法规、产业链、以及跨国/跨行业合作等角度较全面地考察了碳捕集与封存现状与发展，并提出“碳捕集与封存对减排的贡献，从2020年占总减排量的3%上升至2030年的10%，并在2050年达到19%，成为减排份额z*大的单个技术”的良好愿景。

　　然而，记者了解到，由于受捕获和封存过程中的高耗能、高成本，大规模地质封存后存在的安全隐患，以及其本身对减排的贡献大小仍被存疑等一系列问题困扰，CCS在中国甚至q*范围内大规模商业化推广的前景迷雾重重，上述《报告》中提到的美好愿景，似乎难以照进现实。

　　大规模封存尚需时日

　　《报告》把CCS技术与提高能效、发展替代能源并列为减排三种重要手段。而CCS技术更关键之处在于，该技术是目前z*重要的过渡性减排技术。然而，根据清华大学化工系教授、中科院院士费维扬的研究，CCS的经济性有待商榷。他指出，以当前的技术水平，二氧化碳（CO2）的捕集成本处于13到51美元/吨之间，每年处理20亿吨的CO2需要100亿美元。

　　目前公认的应用CCS技术的主要领域是广大的超临界发电厂。未捕集CO2的超临界电厂的单位发电耗约为300克标煤/千瓦时，成本约为0.2到0.3元/千瓦时；如果采用燃烧后捕集技术，在CO2捕集率为90%的情况下，单位发电能耗将上升到400克标煤/千瓦时，发电成本则相应上升到0.4元/千瓦时。

　　对此，美国能源部部长朱棣文此前曾指出：“目前应用CCS技术将使燃煤电厂的税负增加10亿美元，并牺牲掉约1/4的能量输出。”CCS技术应用的高能耗、高成本问题可见一斑。

　　中国目前有4个CCS示范工程,皆未实现从CO2捕集、运输到封存三阶段的完整示范。神华煤制油研究中心有限公司董事长任相坤告诉记者,一个捕集数十万吨的CCS示范工程的投资额要数亿,“而且是没有回报的。”但他透露，神华集团6月在内蒙古鄂尔多斯刚开工建设国内第一个全流程的CCS示范工程,年封存能力10万吨二氧化碳,投资总额2.1亿元。

　　捕集后再利用不叫“碳减排”

　　数亿元的资金对很多有意投资CCS项目的企业并不是小数字，但是，仍有一些企业蠢蠢欲动，欲图从

中获利。

　　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，目前国内已经有一些企业打起CO2捕获后再利用的主意，纷纷将捕集后的CO2卖给下游一些以CO2作为生产原料之一的化工及食品加工企业，并称已从中盈利。对此，费维扬告诉记者，如果CO2捕集后再利用于可降解的塑料制造业领域，那么塑料成品在未来一经降解处理，未分解的CO2仍然会在此过程中被大量排放出来。这样一来，本质目的在于“碳减排”的CCS技术就失去了其真正的推广意义，因此这一途径并不可取。

　　记者此前曾实地采访过华能北京热电厂CCS项目，该厂的一位负责人说，该项目捕集的CO2，有一部分卖给了当地的一些碳酸饮料制造企业。众所周知，碳酸饮料中的CO2从制取到喝入人体，始终处于未溶解的状态，CO2随时随地都有可能再次排放到大气中。“喝完后打一个嗝，这些CO2就排出来了。”该负责人这样告诉记者。

　　根据《报告》，目前CCS系统中CO2捕集后的主要处理途径有三种：地质封存、海洋封存和工业利用。以上所述，大规模地质封存受困于高耗能和高成本掣肘（海洋封存成本更高），捕集后再利用对于“碳减排”来说并非实至名归的现状下，CCS的发展前景可谓“柳暗花未明”。

　　官方态度趋于谨慎

　　国际能源署（IEA）近期发布的一份报告中认为：到2020年,CCS项目数量需到100个,投资1300亿美元;其中中国和印度21个,需投资190亿美元。到2050年项目数量需达3400个,投资5.07万亿美元;其中中、印190个,需投资1.17万亿美元。

　　当被问及“中国在2020年CCS示范项目是否能达到21个”时，来自国家发改委和科技部的官员均表示“不太现实”。科技部21世纪议程管理中心副主任彭斯震表示：“西方国家将希望寄托在中国，认为中国有利造业优势，只有中国大规模示范才能降低成本，这是不切实际的。”

　　彭斯震参与了《CCS在中国：现状、挑战和机遇》报告的撰写工作。他表示，目前CCS技术尤其是其中的封存技术，尚处于研发、示范阶段，离大规模运用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。而更重要的是，对CCS技术的需求还存在着政治上的不确定性。他进一步解释说，人们积极开发CCS技术源于这样一个假定：为实现q*升温幅度不超过2摄氏度，就要在2050年q*温室气体减少一半，CO2浓度控制在450ppm（百万分之一）以下。但目前，这一结论尚缺乏充分的科学依据。源于此结论而出现的CCS技术，也就显得并非那么理由充足。

　　国家发改委应对气候变化司副巡视员孙桢表示，目前，政府对于CCS的态度是“既积极又谨慎”。他提醒说，应避免在应对气候变化的q*行动中，CCS技术的开发利用导致发展中国家承担不合理的义务。他认为，对于CO2减排工作，政府更加侧重的是发展可再生能源，以及未来将实施的碳税和碳交易制度。

　　对于业界所期待的在即将出台的《应对气候变化“十二五”规划》中，能将推进CCS应用作为一项重要内容，孙桢明确表示，鉴于CCS目前在国际和国内的发展现状，政府目前并未对此有相应规划。

　　国家发改委应对气候变化司对外合作处处长蒋兆理指出，政府完全赞成将发展CCS作为碳减排的一个重要选项，但从目前的形势来看，要促进CCS的大规模推广应用，还需要各个层面“更聪明、更有成效”的行动，因为按照目前的技术方案，大规模推广CCS将付出巨大代价。

　　z*现实选择——CO2驱油

　　事实上，CCS在中国的前途并非一片渺茫。业界众多专家均对记者一致表示，鉴于目前的现实，通过二氧化碳驱油（EOR）来提高石油采收率和用于产品生产，更适合目前的中国国情。气候组织的《报告》中指出，一般而言,每注入2.5至4.1吨二氧化碳能增产石油1吨。而苏北油田的CCS经验表明,累计注入4490吨二氧化碳,每注1吨增产达到2.39吨,累计增产原油1.07万吨。项目累计投入684.5万元,原油销售收入1722万元,投入产出比1.0∶2.5。

　　中国石油大学提高采收率研究中心教授李明远说,驱油技术在美国已相当成熟,在我国已开展了小规模的应用,而用CCS捕集的二氧化碳来驱油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和收益来源。“但就CCS技术的其他应用领域来说，还是宜作技术储备，并不适合大规模推广应用”。李明远表示。